评冶生福长篇小说

但相比于中国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主人公回族青年士兵哈木宰的有限视角和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相互交错,创作出一大批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抗战题材作品,我们中国作家馆以弘扬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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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花战刀》选择的叙事视角颇具匠心。主人公回族青年士兵哈木宰的有限视角和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相互交错,自如转化,目的是全景式地展示生活的画面。以哈木宰的从军经历为线索,再现了青海组建骑兵师的全过程,招募士兵、训练、开赴前线,8年间历经无以计数的大小战役,最后部队解散,解甲归田。作为下层士兵,哈木宰可以感受到的,是出征时对和平的日常生活的眷恋,是战场的惨烈,是战友牺牲的怆痛,打了胜仗之后的荣誉感……这些凸显了战争的实感,但哈木宰的经验是有局限性的,于是,在哈木宰的视野之外,隐身的全知叙述者依据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交代战争的背景,讲述哈木宰家乡青海乡村的民间生活。两种视角的交织与转换,便将青海骑兵师与抗战的宏观格局、前方与后方、战争与和平、虚构与史实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丰富斑斓的完整画卷。

邱华栋:我们应该对抗战题材有更多的开拓。黄国荣的《极地天使》拓展题材的空间,涉及到了同盟国抗战,很特别,还有徐贵祥《三尺布》中的敌后抗战、温燕霞《磷火》中的远征军、摄影家黑明所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老兵的口述实录,都拓展了抗战文学表现的空间。七八十年来涌现了很多好作品,但是在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可能性?这是我们编辑和评论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有意识地去发掘。现在关于抗战的历史材料很多,作家创作的空间比过去宏阔,眼光也更放得开,思考也深入了,涉及到文化的冲突、历史的抉择。未来还有很大空间,值得挖掘。

《折花战刀》塑造了一批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哈木宰无疑是作者最为用力刻画的形象,少年时代的他活泼好动,富有同情心;走向战场的他曾经有过恐惧与不适,但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战士的荣誉感最终让他成为顽强善战的勇士。锐利的闪烁着寒光的“折花战刀”与他的精神意志融合为一个整体。战争之后的冷遇让他失落,无奈之下怆然归田……哈木宰的形象可以说集中体现了那一批从军者的心路历程和生活遭际。另外,乐观勇敢的韩来臣、成熟练达的马哈三、一心要归队的西路军战士马有路、为情所困的藏族青年扎西,也都鲜活生动。而书中最让人动容的人物莫过于那两个年轻的回族女子:哈力麦和赛力麦,这两个形象诉说着战争背景下回族女性的苦难与辛酸。哈力麦的丈夫马有路离家从军,抱着丈夫没有看过一眼的襁褓中的儿子,她心生怨恨,执意改嫁游手好闲的老光棍马六十三,受尽折磨,在极度愤怒和悔恨心理的支配下,割去马六十三的阳具而被残杀。赛力麦在丈夫哈木宰从军后长期不知音讯的痛苦中,用自己柔弱的肩膀苦苦支撑着可能随时坍塌的家,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贞洁,摆脱马六十三的纠缠,将一柄利刃扎进自身。两个女性虽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对情感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刚烈,让人相信这是民族文化塑造了她们倔强与柔情、质朴与浪漫的性格。

正视不足,才可期待更伟大的作品

《折花战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西北回族民间文化的展示。地域风情和风俗描写已经成为显现文学地域性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介入也成为文学写作者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叙事性文本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因其体量的浩瀚与内容的丰赡,更容易吸纳民族民间文化成分。作为一个回族作家,尤其是一个时时在创作中汲取民族养料的写作者,冶生福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性和民俗事象可谓了如指掌,这为他在小说中娴熟摄入民族文化因子提供了基础。《折花战刀》细致描写了青海乡间回族聚居地独特的风情,比如说亲的规矩、婚礼的仪程、宴席曲的演唱等等,使小说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

何建明:杨义堂的《抗战救护队》让我非常震动。在这部作品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作家。他写的是协和医院的第一任执行院长林可胜。中国人不知道林可胜这个人,不知道林可胜在抗战时期所作的贡献,是一个悲剧。他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都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纯粹是出于一个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组织这么多队伍在战场上进行救援。他后来的科学成就,个人的悲剧遭遇,都不为我们所知。同时,这部作品的叙事也非常讲究,整个作品完成得非常好。

冶生福少年时代曾听老人讲述过青海抗日骑兵的故事,邻近村庄的某位耄耋老者曾被指认是这支部队的幸存者,这些碎屑的潜隐在心底的往事,在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被彻底唤醒。或许在冥冥之中,他感到这个题材一直在等待着自己。于是,他心怀崇敬,翻阅了大量史料,又远赴河南、安徽等地实地考察,经过一番钩沉辨析,历史的眉目逐渐清晰。然后,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劳动,他将这段历史用文字呈现了出来。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当代中国作家不断搜寻那段悲壮的历史记忆,不断焕发出新的灵感和激情,以更理性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更细致的史料挖掘、更娴熟的艺术表现,写出了一批有分量见精神的优秀作品,有的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围绕抗战文学精神的传承和抗战题材的当下书写进行研讨和对话,对促进创作发展是有益的。

战争一向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领域,而抗战题材因关涉中华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情感诉求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其数量可谓车载斗量。但相比于中国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我们的抗战文学显然尚未达到与此相匹配的高度与深度,还有许多历史的暗角尚未进入文学书写的视野。西方及苏俄有关“二战”的文学,立足人道主义思索战争与人的关系,借助战争考量人性的温度与残缺,审视战争罪恶、荒诞的本质,与此相比,我们的战争文学似乎还比较缺乏从全人类的大视野中纵深思考战争的气度与境界。为了改变这一窘境,我们应该祛除狭隘的历史观导致的对历史真实和完整性的扭曲与割裂,以更公正理性的态度去认知抗战。通过阅读《折花战刀》,我发现作者是抱着同样的写作观念的。

梁鸿鹰:抗战题材书写要扩大视野、找寻到更艺术的角度,去展现人的遭遇的多样性复杂性。范稳的《吾血吾土》试图以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融合,从一个较别致的角度处理抗战题材,作家以剥洋葱式的手法,不断展现那些经历过磨难的老兵在抗战前后七十年历史变迁中的痛苦与彷徨、思考与坚守,把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刻画得细致入微。

小说的结尾颇具深意。回到家乡的哈木宰,将“折花战刀”重新锻打为两把镰刀,由武器变为农具,暗含“永别了,武器”的意味,体现了他对于战争的认识与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拒绝战争与暴力、祈盼平静生活的心愿。这也是这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最为核心的题旨。

额尔敦其其格: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一样是法西斯,当我们用人道主义、人性关怀去要求战争文学的时候,永远不能去否定侵略者的法西斯本质,这样我们的小说才能真正有一个世界视野,而不是像现在似的只是概念性的、某些事件的国际视野,跟世界、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构成对话关系。

历史有时显得苛刻却又严正,它在记忆之上覆盖厚厚的尘土或浓密的苔藓,等待着合适的人来拂去尘土、铲除苔藓,几经曲折才显露真相,就像是藏文化中那神秘的伏藏和掘藏现象。读过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折花战刀》,感觉作者冶生福(回族)就是这样一个试图透过浓重的历史烟云去打捞记忆的人。小说以抗战时期青海八千子弟兵奔赴中原前线浴血奋战抵御外辱的真实事件为题材,用文学的方式为这支由多民族青年组成的杂牌军,用粗陋的装备与凶残的侵略者拼死肉搏,并且打出声威的英雄业绩作证。

李朝全:集中阅读近期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现在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深化的阶段,和以往的同类作品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总结为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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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题材表现的是复杂、严肃、艰巨的历史内容,我们的创作应该专注于还原历史框架,还原真实的战斗细节,用客观、理性、均衡与自省的逻辑书写中华民族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神圣战斗诗篇,在这种整合性的书写中,以往由于时代和知识原因造成的缺失、偏见与伤害在构建和谐社会、描绘中国梦等新社会语境中获得正面的、积极的修复,承载起民族共同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

我们写肉体的疼痛非常多,但较少关注我们被奴役的心理、被奴役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小说要进入精神进入灵魂。还有,不管以前还是现在的作品,对日本的侵略都充满仇恨,但是战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战场上的角逐,它背后还有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博弈,我们在仇恨的表达之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表现还不足。

雷达: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经历了80多年历程,作品浩如烟海,我们需要总结,看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积累了什么样的艺术经验,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同时,还要看存在什么问题,还要继续呼唤伟大的战争文学作品的出现。

今天的文学书写,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文学,都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从表现中国人伟大人文情怀的层面去努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真正世界的经验。就像蛇蜕皮才能成长壮大一样,以新的自信、新的书写,达到新的境界和新的深度。与世界接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有那个能力,能念好那个真经。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丁晓平的《1945大国博弈》,他探寻和表现的是大国领袖们既露在表面、又藏在底下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洗牌、角力和博弈。如果这些东西我们到今天还认不清的话,而以一种幼稚和天真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那就是很可悲的。

雷达:中国的抗战及反法西斯题材是人类留给自身的一个巨大丰厚的资源,写不尽,用不完,常写常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文学,也应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当然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气派,但与世界文学相比,我们似乎还没有出现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反法西斯文学的大作品,也还没有出现公认的伟大的战争小说,过去对我们的抗战文学,一度过于从政治性、党派分野出发,本身有一定的片面性,还有一个就是缺少深刻伟大的人文关怀。我们的抗战文学里面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民族气魄,不可小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文学也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里面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是根本,写战争归根到底,还是看表现人性的深度,正义力量的强度,人文精神的高度,思考人类完善自身,健全发展的道路。这样的作品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打磨,反复的修改和深化,所以任重而道远,我们展望未来,期待更多伟大战争作品涌现。

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彭学明:《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显然是近期抗战题材书写中非常重要的作品。和以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不同,它采取了我方、敌方、第三方三重叙述方式,将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讲述、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新闻通讯报道和士兵战地日记,以及第三方国际友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所见所闻,融为一体,交替叙述,不但使作品具有了史性特质和文献价值,还使作品有了更为立体的艺术视野和分量。这部作品在思想上又为国人敲响了警钟,是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中国人血泪悲怆的警世呐喊。

汪守德:近期出现的一些抗战题材文学作品,我以为是有新意的。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点,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正视自己,认识对手,超越历史的要求。我认为写好抗战题材首先要正视自己,这一点很重要。面对凶残的日本法西斯,中华民族究竟是怎样的一番面貌,我们有着怎样的问题与不足,曾经有过怎样的灵魂涅槃,我们的面目似乎比过去更为清晰了一些,这可能是写好抗战文学最基础性的内容。

徐忠志

额尔敦其其格:抗战胜利70年了,中日关系在中国人民生活中一直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历史问题交织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但是我们小说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的,更多是进入历史的皱褶里头写情感,所以我所看的大部分中短篇是个人叙事,不像抗战爆发之初的作品那样有非常鲜明的主题,即救亡和启蒙。新时期以后,莫言的《红高粱》写了民间的抗战,大家觉得非常新颖,此后,民间的抗战越来越多地被表现,各个行业、各个阶层,所有的抗战行为都是我们书写的一个对象,越来越丰富,这不是坏事。中国人在这样一种水深火热当中的生活,他的感受,必须得从个体经验来写。但是在一些更高的层面,面对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强有力的作用。

何向阳:历史不仅要口口相授,更需要碑载传承。这段时间以来,关于抗战题材的文学确实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既有全景式的,也有就一个事件、一个历史阶段进行回顾、反思的作品。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三卷本是非常突出的全景式的梳理、研究以及描述抗日战争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纪实文学的范畴,进入到历史、文化、思想研究的层面。王树增在书写当中确实把自己全身心的力量加以整合,而且把这种整合的力量在文字的史诗当中加以呈现,思想性、艺术性非常强。在作品的开篇,他有一个长达60多页的序章,叫《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在这个问句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他把抗战全面爆发的缘由细致道来,既分析国民党从不抵抗到组织抗战的转变过程,也分析了日本方面发动战争的历史因由、现实需要,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判断,在这种分析中慢慢进入抗战叙事,梳理得非常详细,书中的大量注释,以及战争的示意图,详尽的烈士名录,让作品内容更厚重丰富。

■主持人的话

李舫:何顿的《来生再见》值得关注。首先,这部长篇小说有题材上的突破。作者试图还原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真实图景,表现一代人在曲折的历史境况中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在《来生再见》中,何顿以父亲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叫做黄抗日、也叫做黄山猫的抗日老兵一生的荣辱。小说以大量的篇幅书写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者将笔墨放在他熟悉的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写下级军官与士兵在抗战中的煎熬和苦苦挣扎,写上一辈中国人的忍辱负重与不屈不挠。这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黄抗日从小饱受人们的取笑而变得自卑。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变得胆小、怕事、狡黠,懂得自我保护,一次次化险为夷。这是关于民族性格的爱国主义写作,是关于普通民众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浴血奋战的画卷。

早期的抗战文学很多是第一手的生命书写、灵魂书写,萧红的《生死场》今天仍给我们震撼,它是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它是民族精神的一个强烈表现。萧红写这个作品时只有23岁,《生死场》与《呼兰河传》一样,是一部天才之作。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显示了巨大的概括力;而孙犁的《荷花淀》别出机杼,诗意盎然。在诗歌方面如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间的诗、艾青的诗,都是瑰宝。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抗战题材大爆发,厚重之作联袂而出,如《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大刀记》《战斗的青春》等等,数不胜数。它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表现极为饱满。不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避、甚至曲解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业绩,使真实性和广阔性打了折扣。新时期以来,纠正了认识上的偏颇,出现了《战争与人》《血战台儿庄》《亮剑》《笨花》等力作。尤其是《红高粱》显示了质的飞跃和宝贵的创新精神。再如《音乐会》《抵抗者》《回家》《生命通道》《来生再见》《吾血吾土》等等,掀开了新的乐章。在纪实文学方面,近年又有《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抗日战争》三卷本、《与魔鬼博奕》等力作。

第一是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以前我们对国统区战场的描述,基本上是一种全线溃败的描述,后来又矫枉过正,认为国民党主战场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都有偏颇。目前的作品既强调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同时也不忘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第二,更加真实,更加深入。随着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的披露,随着采访范围的扩大,作家的写作有了更多的依据,特别在纪实文学创作上尤其明显。第三,视野更加开阔。我们有很多的作品将国外对中国战场的评论、评价,作为创作上的一种参考,这也归功于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版。第四,作品越来越细分化。既有大视野的全景式的描述,比如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也有以单一事件为主的、非常深入的描写。在小说创作方面,有常芳的《第五战区》、网络作家却却的《战长沙》等等,越来越细分化,越来越专注、专业。第五,更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很多作品都是以普通人、普通老兵作为主线,像范稳的《吾血吾土》、何顿的《来生再见》,都是关注小人物在战争中的人生遭际。第六,理性思考越来越深刻,作家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更突出。

傅逸尘:2015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文学界对所谓传世经典、扛鼎之作阙如的压力,非但没有因纪念日的到来而有所舒缓,反而流露出普遍的焦虑。事实上,近年来产生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影响较大的抗战题材作品,诸如邓贤的《大国之魂》、余戈的微观战史系列《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丁晓平的《1945大国博弈》、丁小炜的《一腔无声血》等等都是非虚构或纪实文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或写作形态,在重构历史真实时的直接和有效。比如《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我方、敌方甚至第三方能够在同一个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历史观,恰恰是中国当代抗战叙事中极为稀缺的。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在进行政治宣教和迎合民族心理时是有效的,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双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马丁布伯所谓独白的生命向对话的生命的转化,在考察当下的抗战叙事时便具有了特殊的意味。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中,不同国籍的战争亲历者的历史记忆、情感立场、价值判断缠绕交织,诸如日记、战报、回忆录、采访实录及其他诸种文体并置杂糅,中方、日方及类似拉贝、魏特琳等第三方的视角、文化、情感、思维、行为融合碰撞,共同构成了一幅全景和动态的历史画卷。可以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历史言说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极为显明的文本特色和写作伦理。

当代作家仍在探索新的可能性

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这么多作品集中涌现,是一件好事。虽然对于抗战题材的创作,必须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同时喷发形成的浓厚气氛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交流和督促,写作者可以作横向、纵向的参考和检验,必须在如此多的作品中呈现自己的特色,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作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向全国人民、向世界人民显现了民族的英勇与牺牲、不屈与奋进的精神面貌。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们中国作家馆以弘扬抗战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重点推出一批抗战题材作品,这次研讨会,也是中国作家馆的主题活动之一。通过这样的研讨,一方面可以了解近年来有代表性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交流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引领创作。

施战军: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是第一次正面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他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大概改了将近50稿,每改一次都痛哭一次,那么惨烈,那么痛彻心扉。面对这样一段民族灾难性的历史,曾经,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快感叙事,今天我们既要冷静,也要浓情,这个浓情不是快感式的浓情,是真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这块国土的一份感情,有这份感情我们不愁不出好作品。过去我们把战争看成我们轻而易举的胜利,或者是有些悲观主义者把战争看成我们国民性低劣所致,都是偏颇的。要正视这场战争中我们民族所付出的东西,看到我们民族所缺失的东西,在我们与强敌比对当中,认清我们最缺失的是什么、我们强大的东西是什么,从而使我们民族更强大。

顾建平: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最触目惊心、最残忍、最血腥、最灭绝人性,也最令全世界人民愤慨和谴责的一个大事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记载、影像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由于这些材料没有经过有序整理,或者缺乏详尽的统计数字,因此在日本国内乃至国际上少数学术界人士中间有一股思潮,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或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远没有中国人说的那么多。70余年来,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纪实作品,用详实可信的材料,条理清晰地全面展示这次大屠杀的全过程,让世人尤其是后人切切实实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这是中国文学对全体抗日军民、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冤魂欠下的一笔旧账。何建明在去年首个国家公祭日前推出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弥补了这一缺憾,也为中国文学界还了这笔欠账。

张陵:抗战题材是我们永恒的一个题材,我们文学永恒的痛。现在,我们仿佛进入一个误区,认为在这个题材领域内,表现战争中的人性,尤其是在人性标准的统一关照下对敌我各方作为人的理解、包容、怜悯,才是最高的标准。但是我们忽视了,在西方文学中,它可以实现,因为在战争纷争之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上帝。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和解、忏悔、相互理解。但是在东方战场,目前的事实是,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和解,对立依旧存在,大家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并没有达成共识,发动战争的一方与中国人民、亚洲人民没有达成和解,依旧抱有很大的战争野心,甚至可以说,还不时地在引发局部性的冲突或紧张。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作家去追求人性的博大,同情侵略者,是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要以道德失落作为代价,所以并不是作家的努力不够,而是我们目前的情势并不能够支持作家这样写。

胡殷红:徐贵祥的《三尺布》是今年值得关注的作品。在多年的创作中,他对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进行过许多有益探索。这个小说中,徐贵祥通过瑕疵型与崇高型结合的方式,塑造了孙大竹和纵队司令员这些抗战时期八路军中基层官兵的代表人物。其中孙大竹这个英雄形象在徐贵祥笔下是多面的,是有个性的,是一个需要在革命队伍中不断矫正一身小毛病的英雄。徐贵祥这部中篇小说表现出他清晰的叙事逻辑和叙述形态
,他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资源,表达了他的艺术观念。徐贵祥的个人经历使他在驾驭革命战争题材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出生于安徽革命老区,耳濡目染民间流传的革命战争故事和英勇善战的将士们的传奇,他对那段历史、那些英雄人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认知。所以,在徐贵祥的创作中,他笔下的英雄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人,绝对不是刀枪不入的神。

汪守德:我们的作家在写抗战题材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写肉体的疼痛,描写我们怎么遭到日军的侵略、屠杀、蹂躏等等很充分,但写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疼痛是远远不够的。我不久前重读了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感到非常大的震撼。丁玲在那个时候居然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作品,着实令人惊异,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当高,使人产生的刺痛感也相当强。作品在描写肉体和灵魂双重疼痛的问题等方面,走得相当远,也相当有深度。它解剖的是中国人真正的人心,是中国人的灵魂,令人战栗,几至无法面对。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得更远一些。

范咏戈: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并不仅仅作为历史知识存在着,而是与当代生活、当代精神紧密相连,以文学和影像的方式对其回忆、表达和解读,保持历史的延续性。

视野更宽,挖掘更深,描写更真

张陵: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很厚重。作者经历5年的采访,做了很多资料的梳理工作。平山团这支队伍为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段历史已经散失在时代烟尘中。这部作品的材料非常独家,非常典型。很多人都是作者一个一个采访下来,是抢救性的工作。其次,这部作品突出了一个很基本的思想,也是今天很容易被遗忘的思想,那就是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作用,通过这支英雄的队伍,作者写出了人民精神。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也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在这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抗战中,广大作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一大批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抗战题材作品。直到今天,我们的作家仍旧不忘民族的深重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抗争,深入历史,潜心创作,不断奉献出各具特色的优秀之作。抗战历史的文学书写不仅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着记录民族历史、鼓舞民族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独特作用。多年来,中国作协积极倡导和扶持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催生了一大批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精品力作,成为近年重要的文学景观。

范咏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文学就出现了。到今天,抗战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不同的特征,从历史观到艺术观念,不断变化,直到今天,探索仍在继续。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慷慨悲歌,气势磅礴,构成我国文学景观中一幅雄奇壮丽、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诞生于战争时期的抗战文学和不同时期的抗战题材文学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条血脉。中国抗战文学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它们真实、深刻地记述了侵华日军暴行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鲜明生动地表现出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伟大品格,生动丰富地塑造了充满牺牲精神又各具特色的民族英雄群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奋进。

早期抗战文学

何建明

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格局中反思我们的得失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这三四年来一直在发抗战题材的作品,各种各样的角度都发过。我们关于抗战的作品,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沦陷区等这些方面都写过,但是,对中国抗战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少有作家去涉及,我们的抗战毕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一部分,必然要在这个前提下来认识。过去也曾涉及一些国际人物,比如说白求恩等,但并不是真正的国际视野。今年第八期刊发的《极地天使》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它的价值。小说以山东潍县乐道院作为故事发生地。这个乐道院是一个美国人所建,以教堂为主,有医院有学校,后来被日本人占领,成了关押反法西斯同盟国侨民的集中营。作者黄国荣下了很大工夫去了解与乐道院相关的那些人、事、历史,他要写出圣洁、温馨、和谐、欢乐的乐道院变成了阴森、神秘、恐怖的牢狱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写各国侨民是怎么和日本人周旋,中国民众又是如何去营救侨民的。侨民之间,当地中国人之间,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就产生了非常错综的关系,有情感关系,有国际关系,有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各样偶然的关系。其中的必然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面对战争的残暴,人如何自救。这个小说的价值,第一就是国际视野;另外是人物的塑造很成功,每一个人物都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确实是一个下工夫的小说、有灵性的小说、有良心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