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首都回来,各样人都以历史的人质

黄骥和大冢龙治共同执导的中国电影《笨鸟》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林森开始不断偷手机,打算放弃《笨鸟》的,我本来还为了不小心买重了《春梦》和《笨鸟》的场次

姚红贵与黄骥

记于七月的西宁first影展。

当地时间2月17日晚,黄骥和大冢龙治共同执导的中国电影《笨鸟》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2月20日,刚从柏林回到北京的黄骥接受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

这次影展,我是冲着《春梦》来的,但没想到最喜欢的竟然是《笨鸟》。我本来还为了不小心买重了《春梦》和《笨鸟》的场次,打算放弃《笨鸟》的。

《笨鸟》讲述了一个“留守少女”的故事:秋末冬初的中国南方小镇,母亲常年在外的16岁少女林森,正在准备高考。然而,成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班上被霸凌的林森,偷了“霸凌女”的手机并送给了好友梅子。在梅子的怂恿下,林森开始不断偷手机,和梅子一起转卖给不认识的男人,两人用卖手机换来的钱做了新发型,却被发型师灌醉,醒来后再也联系不上梅子。林森不得不独自卖手机,也因此结识了同校男孩大威,可大威却带给了她最残酷的第一次……

庆幸的是我没有。

从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2010)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首映,到首部剧情长片《鸡蛋和石头》(2012年)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笨鸟》是黄骥的第三部作品。背景都是南方小镇,主角都是迷茫的留守少女,后两部的主演都是姚红贵——影片捕捉了她三年的成长。

我第一次看黄骥导演的作品,一开始真的没想到会是个女导演。电影结束后,导演和主演都到场了,大家一起聊了很多,出了影厅之后我就站在导演面前,又聊了很多。

《笨鸟》中呈现的湖南安化茂密的森林、容易起雾的环境、阴雨绵绵的天气,为电影增添了浪漫色彩,也为主人公林森的前路增加了不确定性。

现在,我坐在一个小网吧里,打算写一些我想说的。

出生于1984年的黄骥,在18岁时才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独自到北京电影学院求学,那时候的她,大概也有这样的迷茫。

《笨鸟》的评分几乎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讨厌的人特别讨厌。结束后,有一个女生说:“太漂亮了,您拍了我一直想拍的故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下简称“中青报”):电影为什么取名《笨鸟》?

那个女生结束后还一直和导演一起聊了很多。

黄骥:《笨鸟》就是一个即将成年的少女,她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是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但她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像林森,她会做一些非常笨拙的事情,而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她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或者飞不起来。她想说,她想唱,她想飞,她想变成这样一只鸟,但最后她其实只是一只笨鸟。

真好,我羡慕这个女生,也羡慕导演。

中青报:你是如何从一个小镇女孩成长为一个电影导演的?

可能因为我是个胆小鬼吧。

黄骥: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村里的老人都会提前去拍一张遗像,这是一件十分有仪式感的事情。拍之前,他们都会洗头、洗澡、刮脸,穿上新衣服,非常隆重。老人去世后,遗像就会挂在家里的堂屋墙上,家庭成员逢年过节会祭拜。这种仪式感的对比对我的冲击特别大——这些人活了一辈子,如果没有留下照片,后人慢慢就不知道他是否存在过。就这样,我从小对影像和存在的关联特别感兴趣,后来自然就想到考电影学院。

《笨鸟》带我们走进了秋末冬初的南方小镇,16岁的林森是一个正准备战高考的留守少女。她的妈妈远赴广东打工,一心想要她考警察大学。表面软弱、一直被班里女生欺负的林森其实内心也有点小坏,经常和闺蜜梅子一起彻夜泡在网吧。

高三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坐火车,买的站票到了北京,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当时杜庆春老师问我,生活经历对你做电影有什么影响?我说,我的家乡是一个小镇,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能同时看到乡村的喜怒哀乐和外面的花花世界,我站在两者之间。

梅子在林森学校邻近的高中就读,身为养女背负着长大要和脑瘫弟弟结婚的命运,心不甘情不愿地照顾她的脑瘫弟弟。

中青报:你的电影执着于湖南、执着于留守少女,其中有你的影子吗?

因为学校里发生了女生被奸杀案,梅子的手机被母亲没收了。于是林森接帮班主任没收班里同学手机的机会,帮梅子偷了个手机。梅子便怂恿她偷更多的手机拿去卖,“偷两个是偷,偷一百个也是偷。”

黄骥:《橘子皮的温度》讲的是刚升入初中的小女孩对父亲介于男女和父女之间的感情,这来自于我对我父亲的情感;《鸡蛋和石头》源自我小时候被性骚扰的经历;《笨鸟》则来源于我高中和男朋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太愉快的经历。

卖了手机有了钱,两个少女便去理发店做发型,想要变得时尚一点。发型师说要请她们做发型模特,借机将她们灌醉。林森醒来不见梅子,此后电话也再打不通。

中青报:少女对“性”的迷惘和无助,一直是你电影中的重要话题。

林森开始自己联系卖手机,结识了派出所所长的儿子大威。和大威相处的日子里,林森逐渐忘记了梅子,没想到再见已经天人两隔。

黄骥:我的电影主角都是留守少女。她们的生活中缺一个人去爱护她、引导她,所以她缺乏表达爱的机会,也没有表达爱的练习——我一直认为,表达爱是需要经过练习的。当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性格就比较被动。我自己也是如此。

林森的妈妈为了借钱归来,察觉到林森的变化,检查了林森的下体……妈妈的发现让林森陷入了困惑,是谁?

作为一个女性,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最难以启齿的就是性方面的遭遇。电影里的少女,都遇到了身体成长给她们带来的本能感觉,却不知道怎么处理和接受,也得不到有效指导,导致她们有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情感。

林森拿走了梅子的sim卡,发现梅子相册里拍摄了性病小广告的照片,想起梅子曾出现向自己借钱,关于梅子跳塔自杀的真相似乎已渐渐浮出水面。

从18岁离开,到10多年后我重回小镇,小镇上的年轻女孩们生活在和我不一样的时代,她们依靠手机和外界保持着联系,有别于我那只能依靠座机的上世纪90年代。但我们都是从留守儿童长大,一样因父母的缺失而向异性求爱。

一个关于留守人群、性侵犯、性启蒙教育和少女成长的故事。我想起开场前,策展人说的那些话,

在对“性”从来都遮遮掩掩的中国,留守女孩们对“性”是无知而愚昧的,我在女孩们身上看到了那个孤独、笨蛋的自己,那个在无知无识中被伤害的自己。

“今天是first开展的第四天,我们还活着,真好。”

中青报:所以,你的电影都会有纪录片的色彩吗?

“场灯亮起时,电影在你面前;场灯再亮起时,电影在你心里。”

黄骥:这些影片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故事,只是以我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亲身体验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拍《笨鸟》时,我也考虑,是拍我高中时期的上世纪90年代,还是拍现在的年轻人。后来决定,就让年轻人去演他们自己,真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和姚红贵这些演员一起生活了6个月,观察他们,再反馈到剧本。我们要让观众觉得,剧中人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

“我们才办了十一届,我们还太小了,希望我们能再活一年,再多活一年。”

我的每一次拍摄都会先做采访。《笨鸟》采访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从十几岁的少女到70多岁的老人。我们发现一个共性,虽然年龄跨度这么大,但对第一次和异性亲密接触的体验是类似的——所有被问的女性都说,第一次挺难受的,没有人很放松,而且都认为这是自己的错。

……

中青报:姚红贵你连续用了两次,她的哪一点吸引了你?

通过结束后的交流以及我查阅的相关资料我才知道,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取材于导演的少年经历,取材于导演从小生长的小镇。导演曾经有被留守和被性侵的经历,包括女主演也曾有留守儿童的经历。

黄骥:拍《鸡蛋和石头》时,她是初中生,12岁。当时我在老家找演员,找了很多都不满意。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偏僻的初中发现了她。她不爱讲话,但不讲话的时候,感觉她的眼睛和身体语言已经在讲话,所以我决定用她。

她走出了阴影,把这些故事拍摄出来,呈现给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

拍《笨鸟》时,红贵高三,最初没想到再用她。后来跟当地的年轻人接触,发现她们都比较安于小镇生活,得过且过,但红贵对外界有好奇心,又不知道怎么做——这种矛盾和挣扎是电影人物必须要有的。所以,她白天上课、晚上拍戏。现在,她已经在湖南一所大学学表演了。

所以说我真羡慕她。我前文提到的姑娘找导演聊的时候,我默默走开了,走出了大门,又犹豫不决折了回去,当然大家都已经散完了。

中青报:《笨鸟》属于青春电影吗,你想表达的似乎不只是少女成长?

真的是个胆小鬼吧。

黄骥:可以说是一部青春电影,但讲的不只是青春期的故事。我想通过少女的成长,描绘整个小镇人的生活。比如,《笨鸟》中讲到以健康之名去诈骗的团伙,这在小地方很多。他们在大城市骗不下去转移了。小镇的老人们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很多,却不知道怎么花钱,不知道怎么辨别,就落入陷阱。其实,小镇的年轻女孩们也是如此,她们不知道怎么过更健康、更有意思的生活,买个手机、做做头发,几乎就是全部了。

我二年级的时候,也被性侵过,直到我长到十七八岁,又被露阴癖骚扰了一次。我是从小城市里长大的女孩子,也会有这样恐怖的经历,有点不可思议吧。

中青报:你的下一部电影还会继续这个主题吗?

我花了很多年都没有办法走出来,五年级的时候唯一知道这件事的最最最爱我的奶奶也去世,觉得好像是突然失去了世界上最后的一根支柱。

黄骥:会的。关于繁华都市的电影已经太多了,偏僻落后的小镇发出自己声音的途径很少,我希望用一个女性的经历和情感,继续真实地描写我的家乡。

抑郁、焦虑、服药、自杀未遂,很多年。可能很多人觉得你矫情,怎么说呢,你没经历过我经历过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活得像朋友圈里所呈现的那样潇洒。

大概有过去十年,我才可以比较坦然地面对这件事,可以当做玩笑一样和亲密的朋友像讲任何一个爱情故事一样讲出来。我不知道可能还会有多久,我可以完全不在乎这些事,把它当做过往的一壶酒,拍摄出来,拍给更多的人看。

真羡慕黄骥,有些人说她根本不会拍,说这片子矫情做作真烂。我觉得她是我眼里最厉害、最会讲故事的女导演。

结束的时候,有很多男生问说导演拍这片子的意图或者说取材灵感,黄骥导演就回答说她高中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有这样一个男生就大概是电影里的谁谁谁,和我怎么样怎么样。她拿着话筒,面对着全场几百位观众,一脸泰然自若。

那一刻我真想哭啊。